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分子化工专家毛炳权：
新材料将是未来化工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记者：毛院士您好，新材料研究将是未来石油化学工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作为高分子化工方面的专家，您对我国石油化工材料的未来发展有何展望？
毛炳权：从石油产量上来看，我们国家与中东、美、俄等主要产油国相比是比较少的。从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比例正在逐渐降低，未来氢能、风电、光伏等清洁输出型能源将逐步取代石油。从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来看，未来炼油在石化产业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少，因为电动汽车和储能技术将是传统燃料强有力的替代品，在这一能源迭代过程中，化工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石化目前提出构建“一基两翼三新”的产业格局，具体来说就是以能源资源为基础，以洁净油品和现代化工为两翼，以新能源、新材料、新经济为重要增长极。现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新材料，因为以前的材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比如以前广东有家企业给华为加工材料，后来随着需求方对材料耐热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家企业就找到我合作，帮助他们提高材料的耐温性。我相信随着未来全社会对环保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新型材料的研发必然会成为化工产品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聚丙烯已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塑料品种之一，而催化剂则是聚丙烯工业发展的灵魂。像北化院（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目前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可降解塑料的研发，我们之前在海南对农业生产中经常使用的地膜进行了可降解应用，取得了不错效果。在聚烯烃各单项技术中，我国的催化剂技术与国际水平最为接近，中国石化更是世界上极少数拥有相关专利技术的公司之一。目前更多高性能、低成本的聚烯烃催化剂已广泛应用于市场，我国不但拥有享誉海内外的聚丙烯N型催化剂专利技术，还有聚丙烯球型催化剂和聚乙烯BCE催化剂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剂技术，不仅在国内实现了产业化，还实现了技术和产品的出口，促进了我国聚烯烃行业的竞争实力不断提升。
记者：您目前是否还在关注石油化工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注的重点在哪些方面？
毛炳权：还是关注的。我是搞催化剂的，对前沿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也是以催化剂为主。现在年纪大了，特别是退休以后相对来说关注要少一些，但还是经常会看看国外资料，了解这方面信息，国内的发展也在关注，虽然细节的事已经没有精力去搞了，但我带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催化剂方面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还是很不错的。我现在还有两个院士工作站，一个在福建泉州，一个在广东东莞，这两个工作站的研究课题我也会关注。另外，就是我们北化院的工作，我是非常关注的，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单位更好地发展。我老伴总是批评我一天到晚脑袋里只琢磨工作上的问题，琢磨化工知识，忽略了家里的事。我琢磨了一辈子这些方面的问题，现在让我停下来不去想，确实很难做到。
记者：您很早就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您为什么会如此关注这一点呢？
毛炳权：这和我在苏联留学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的，苏联虽然没有像英美国家那么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但也比我们国家强多了。回国后，这个概念就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我觉得我们国家也终将走上重视知识产权这条路。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有阻力。那会儿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要研制一个新型催化剂，当时关于是创新还是模仿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因为模仿比较方便，见效快，容易生产。但我觉得随着我们同世界交往的加深，仅仅模仿是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而且还存在法律风险，一旦卷入国际纠纷，那损失的钱可能比创新过程中花费的还多。但创新搞自己的专利，在当时难度是比较大的，不仅周期长，花费多，而且需要攻关的环节也很多。但好在我们坚持下来、最终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这个创新产品出来后，被命名为“N型高效催化剂”。1985年4月1日，是我国开放专利申请第一天，我和研发团队为N型高效催化剂申请了专利，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批授权的专利之一。1988年，我们将这项专利生产和销售许可权以1800万美元的高价，转让给了美国Phlillips石油公司，这一技术至今还保持着中国专利技术转让费的历史纪录。当时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中国石化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称赞这笔转让费用为“天文数字”。后来美国Engelhard公司据此专利生产的Lynx系列催化剂，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他们还邀请我专门去美国考察指导过，这说明我们给国家作了贡献，当时感觉很高兴、很幸福，也很光荣。我们把这项技术卖到国外以后，国内生产单位也很积极，因为我们代替了国外催化剂，成本下来了。国内的生产企业也取得了非常丰厚的利润。从1984年实验室研制成功，到1993年在生产装置上广泛应用，形成现实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中间经历了整整9年的时间。这项技术1993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而以N型高效催化剂为基础开发的“聚丙烯环管成套技术”，也于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些荣誉也是对我们重视知识产品保护、坚持自主创新的一种肯定。
记者：作为一名石油化工领域的科学家，您觉得搞石油化工研究是否有捷径？
毛炳权：捷径肯定是没有的，但有方法。我觉得做研究首先需要的是了解世界范围内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核心问题，然后再瞄准目标努力。否则，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也就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要找到问题所在，就需要我们认真做工作，并且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个过程中，不要怕耽误时间，一定要利用各种时间和机会，站在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才能明确目标，找到方向，这或许是一种研究方法。另外，科研人员一定要去工厂，去生产单位，不能只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我们做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应用于工业生产。去一线工作，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不适，但它是有利于发现和解决生产科研中所存在问题的。我们如果不去生产一线，在实验室里有时很难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毕竟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是在不同的规模体量中进行的，我们只有及时发现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记者：您马上就90岁了，回首往事，让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毛炳权：我是1933年出生的，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我的家乡——广东。我们一家老小举家逃难，那时我大概5岁，香港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我们便从广州逃去香港。但到了香港没多久，我们家就没钱了，一家人苦苦支撑，忍饥挨饿。后来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我亲眼看到街道上有不少饿死的人，兵荒马乱的年代，长辈也找不到工作。没办法，我们只能又潜回广东农村。那时我们作为难民，深刻地体会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这给我年幼的心灵烙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其实，我从小家庭的培养理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但建国后我主动报名参军去抗美援朝，因为我强烈地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我们个人的幸福生活，国家落后百姓也要挨打。
记者：听说您“文革”期间受过一些委屈，您是如何调整自己状态的？
毛炳权：我从苏联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回国后，被分配到成都工学院工作，那时成都粮食紧张，条件也不好。我先是在学院塑料工程专业，后来又转入合成纤维专业，当时是“大跃进”年代，学校成立了塑料与合成纤维专业委员会，我就被分入这个单位。但那时学校没有科研条件，我只能教书。196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都工学院建立了高分子研究所，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徐僖教授作为中国高分子研究领域的前辈，担任所长。他那时很欣赏我，于是调我到他的手下工作。从回国到“文革”开始前的那几年，虽然我和妻子两地分居，但在学校里的教书和研究生活还是相对简单平静的。由于回国后对“大跃进”等情况不理解，加上回国初期我和苏联老师同学书信较多（那时中苏关系已破裂），后来在学校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我被划分为“三类分子”。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我的教研工作。还记得1963年暑假，我放弃了探亲的机会，和同事何勤功共同完成了一篇关于“醛酮类聚合物”的综述性文章，并全文刊发于1964年《化学通报》第一期上。当时我们得了好多稿费，引得不少人眼红。“文革“开始后，徐僖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让我写关于徐先生的揭发和批判材料，我始终不写，于是也被打倒。加之妻子有海外关系，我先是被从“工艺教研室”调到“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基础课教研室，后来又被关到牛棚里面，家也被抄了。那时我最值钱的家当是一辆自行车，他们不仅拿走了自行车，还抄走了我在苏联买的很多很珍贵的图书，以及我的相册。后来虽然相片还给我了，但上面都打着叉，幸亏我之前把结婚照寄给了在北京的妻子，但她收到时也是七零八落的，现在只保存下来一张完整的结婚照。至于那些书和自行车，他们再也没有还给我。虽然那时社会很乱，我也很苦闷，但我并没有浪费时间。1969年10月，成都工学院的师生下乡去四川邛崃军垦农场搞“斗批改”，当权者不待见我，让我在农场里整整待了两年。但我并没有消沉，而是庆幸可以有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读书和思考问题，也正是利用这两年时间，我巩固了自己在化工方面的理论根基。
记者：您觉得自己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的原因是什么？
毛炳权：针对过去取得的一些成绩，我在80岁时曾总结过五个原因，分别是：好的平台、团队协作、重视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技术与市场需要和原料资源结合，以及勤奋积累。十年过去了，现在来看，主要应该还是这五点。
记者：您对年轻人有何寄语？
毛炳权：应该多学习，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业务上。当然学习的目的除了提升自我，更重要的还是要为国家多做点事。过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个说法现在不一定正确，但是没有业务还是不行的，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业务基础打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