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碳中和：中国碳中和的任务有多难、多重？
十、中国为何是碳中和坚定执行者？
“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明显迅速。这既有国际舆论压力，也有贸易壁垒阻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面对发展和减排的双重压力，中国的承诺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重任。要发展就难免排放，只有自身解决箭牌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根据英国剑桥计量经济学的赫克托·波利特（Hector Pollitt）分析，即使没有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承诺，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将把2100年全球气温限定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35℃，而不是基线情景下的2.59℃。即我国的碳中和目标可在本世纪避免0.25℃的全球升温。
★中国需要增加国际声誉和话语权。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达98.26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量/GDP 均相对较低），自2005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年达28.76%。
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中国。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
★有利于冲破国际贸易的阻力。根据 OECD 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出口约6亿吨 CO2，现在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数。假设国际对我国按40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260亿 美元；按100美元/吨，增加650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年我国碳排放 98.26亿吨，按碳价100美元/吨测算，需9826亿美元。现在不抓紧减排，未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在产业转型方面，我国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等领域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全球经济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面对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我国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传统的调控手段作用已经不明显，必须要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性改革。
碳中和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碳中和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增长。2010-2019年，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9%，GDP仍增长了18%（BEIS，2020）。日本推出绿色增长战略，把应对全球变暖、实现绿色转型视为拉动经济持续复苏的新增长点。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清洁能源转型将创造1800万个新的净就业岗位。
十一、中国碳中和的任务有多难、多重？
★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时间：碳达峰用10年时间；碳中和用30年时间。共计40年的时间。
★任务系数：
可以确定的碳中和动态方程式：
1、2060年中国碳排放量-碳汇量（包括CCUS)=0
2、从2020年到2030年，中国碳达峰值（碳排放量-碳汇）肯定会>2020年的碳排放量-2020年碳汇量。
可以设定的三个碳中和假设：
3、假设2020年中国碳排放的中位数是140亿吨。
4、假设在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的绝对增量5亿吨，减掉碳汇部分，碳达峰的值约150亿吨到180亿吨之间。
5、假设2060年中国的碳汇量为15亿吨，
结论： 2060年一年要减少135亿吨到16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不考虑新能源的增量和各种减碳措施，2060年即便到时1吨煤炭和石油也不用于燃烧发电，也很难实现碳中和！
中国碳中和难度系数：
一是总量太大。我国是全球第一排放大国，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是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6.7%（UNEP，2020）。
二是时间太短。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中国从排放达峰到全面中和只有约30年时间，从2020年愿景提出到2060年前愿景实现，中国拟用40年的时间。远少于发达国家碳中和目标50-70年的时间跨度。
三是碳排放的增速较大。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 2019年我国排放量仍增长了3.1%（UNEP，2020）。与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基数一并考虑，可以想象，今后每年碳减排的量增速必然要越来越变大。
四是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为达到 2050 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2030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 2060 年前“碳中 和”。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
五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存量资产功能丧失。以煤电资产搁浅为例，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2019年占总发电量的65%，远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12年，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年以上。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根据牛津大学2017年研究，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估算可能高达30,860-72,010亿元，相当于中国2015年GDP的 4.1-9.5％。
六是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全民参与度不高。例如，在签署联合国《1.5°C商业目标承诺》的407家公司中，仅有京东物流、37互娱、鸿海精密等8家中国公司，占比不到2%，和智利并列居全球16位。目前，仅有秦淮数据、腾讯和蚂蚁三家科技公司明确表态碳中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低碳绿色意识还比较薄弱，亟需提升国民碳素养，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创新推动碳中和工作，共创人类可持续的未来。
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是万难想象中国今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样，未来40年中国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